积蓄更多“从零到一”的力量（教育大计大家谈）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技体系的起点，也是所有技术难题的总枢纽。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全球科技竞争日益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越发凸显。面对这些机遇与挑战，优化科研布局、增加投入、改革体制机制，以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对国家复兴至关重要。

本期“教育大计大家谈”栏目，邀请了相关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如何以更强力度、更实举措来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

对话嘉宾：

陈晔光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昌大学校长) 李晓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刘铁岩 (北京中关村学院院长、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 张嘉漪 (复旦大学基础研究发展中心主任、脑科学与脑功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 阳铭 (兰州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天然产物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

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对源头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紧迫需求

记者：我们为何必须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

陈晔光：当前，中国经济正经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对源头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迫切需求。一方面，对事物根本原理缺乏透彻理解，就难以产生真正颠覆性的应用成果。另一方面，在原始创新过程中催生的新技术和新路径，也可能引发技术创新与变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因此，加大基础研究力度，是从源头上化解“卡脖子”风险、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选择。

李晓强：应用层面的问题越复杂，就越需要我们回溯到基础研究的源头。当前面临的诸多瓶颈，表面上看是材料、设备、工艺或软件受制于人，但深层次原因在于基础科学原理和底层规律尚未取得真正突破。缺乏深厚的基础研究支撑，就难以在原创性道路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只能在已验证的领域进行低水平的重复。

刘铁岩：当今的基础研究已成为竞争的底层能力。过去，我们可以在许多领域沿着既有技术路线追赶，通过工程优化、产业组织和应用创新实现快速发展。但如今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全球科技竞争已前移至基础原理、技术范式、系统架构和关键工具层面；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正在重塑科学发现和产业组织的方式。因此，今天谈论基础研究，已超越了我们过去理解的论文、学科和实验室的范畴，而是要通过原始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兼顾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

记者：基础研究需要“两条腿走路”，即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如何更好地平衡两者？

张嘉漪：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虽然路径不同，但都指向同一个目标——服务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导向的价值在于提升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组织效能。它并非将基础研究简单等同于工程攻关或产品开发，而是围绕生物安全、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精准定位其背后的科学规律、关键机制和共性问题。自由探索是产生原创性突破的重要源泉。许多重大成果最初并无明确的应用目标，而是源于对基本规律的长期追问。基础研究的魅力在于其不确定性，今天看似“无用”的认知突破，可能正是明天产业变革的种子。

阳铭：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是互补共生的，两者并不矛盾或对立。自由探索虽然短期内难以产生显性成果，却为未来的技术突破奠定了底层科学基础；而目标导向的研究聚焦于重大现实需求，也常常能从中提炼出新的基础科学问题，反哺自由探索。这启示我们，应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紧密结合起来。

陈晔光：把握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的平衡，关键在于尊重不同研究的内在特性。对于自由探索，应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和宽松、不设功利性目标的环境；对于目标导向的研究，则要明确目标并配置相应的资源。如此，才能实现“两条腿”协调发展，持续激发原始创新活力。

记者：与高校、科研院所不同，新型研发机构在基础研究中如何发挥作用，并打通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刘铁岩：新型研发机构的优势在于对产业需求的敏锐洞察，以及更灵活的机制和更开放的协同模式。以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为例，其“新”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构建“产学研创投”一体化平台；二是与北京中关村学院实行“一体两院、融合发展”，形成有组织的科研梯队；三是依托项目制，打造兼具产业洞察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团队。在此基础上，要真正打通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链条，关键在于回答：谁来提出问题？谁来验证成果？我们的答案是：问题源于产业，方案回归产业。具体而言，我们做了三件事：一是让科研选题直接对接产业需求，组织师生深入企业一线调研，从真实场景中提炼科学问题，牵引基础研究课题；二是建立院企联合产业园区，引导企业进行前瞻性布局，共同定义问题、协同攻关；三是打通科研转化通道，征集高校成果，通过“前店后厂”模式，为师生搭建研究者与创业者流动的桥梁。

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使资源更合理、精准地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

记者：科研经费是基础研究的物质基础。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投入的比重仍相对有限，在此基础上，如何进行更合理的分配？

李晓强：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预计将达到2778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超过7%。但与一些全球科技创新强国相比，我们仍存在差距。这要求我们不仅要继续加大投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要深化改革，优化基础研究经费分配结构，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基础研究的突破需要长期坚持，因此也需要经费的持续支持。特别是针对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应采用定向委托和稳定支持的方式，为科研团队提供长期的经费保障。对于成熟的科研团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及公共平台等，应提高稳定经费的比例，建立滚动延续、跨周期的资助机制。

阳铭：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的产出具有不可预测性，目前主要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支持。在经费分配过程中，资源向优势团队集中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同时也应关注青年科研人员在起步阶段面临的现实困难——他们思路活跃，敢于挑战难题，却因资源获取能力不足而难以充分施展才华。因此，在激励顶尖突破的同时，也要保障广泛参与。在评审中，应更加关注申请人的创新潜力和问题本身的科学价值，使资源更合理、精准地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

记者：目前，投入方式上存在哪些难点，如何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

陈晔光：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中央财政投入约1000亿元，其余来自地方财政和其他主体。目前经费来源仍主要依赖政府财政，企业对高风险、长周期的基础研究投入意愿不强，短期内难以成为主要力量。

张嘉漪：针对产业界“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可以推行企业或产业联盟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机构联合资助的模式。由企业和高校共同凝练问题、共同投入资源，并由科学家领衔攻关。这样既能确保科研选题紧贴产业的真实需求，也能为基础研究开辟稳定的资金渠道。复旦大学构建了“复旦科创母基金+科创投资基金+社会专项资金”的协同投入体系，并深化与头部企业的战略合作，已成立119家校企联合实验室，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刘铁岩：多元投入的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提供方向引领，企业贡献问题和场景，科研机构提供原创能力，社会资本提供灵活的后续支持。对源头性、“无人区”方向应保持耐心，加大对非共识方向、青年人才和关键基础平台的支持；对产业牵引型基础研究，应让企业更早参与“出题、共研、验证、转化”，政府通过联合基金、场景开放降低协同成本，社会资本则接续中试放大和早期转化。

建立科学的“宽容失败”与退出机制，为自由探索留出空间

记者：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当前，基础研究评价体系仍存在哪些难点，需要怎样改进？

陈晔光：基础研究周期长、不确定性高，评价的难点在于难以用量化指标简单衡量。一个原创性研究方向可能需要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显现成效，若前几年无明显产出就停止支持，可能会扼杀重大发现。评价改革的重点是回归专业判断，实行真正的“小同行”评议，重点考察研究工作的原创性、科学意义和长远潜力。论文发表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有助于同行了解和检验成果，但不应“唯高影响因子”。

李晓强：除了继续完善评价周期和评价指标外，评价维度也需要更加全面。基础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新方法论、工具开发、技术路线积累具有长期意义，不能只重结果、轻过程。应对基础研究过程中的隐性产出，进一步完善制度化的认可途径。应建立过程贡献与风险价值识别机制，将研究中产生的原创方法、工具、技术路线、关键数据集等纳入正式成果体系。建立“探索风险档案”，记录并认可科学合理的试错和高风险探索过程。

张嘉漪：如果一个项目未达到最初设想的指标，究竟是研究人员不作为，还是这条路径本身就是死胡同？事实上，证明死胡同同样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而这在评价层面难以界定。因此，建立科学的“宽容失败”与退出机制，也十分必要。

记者：部分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面临考核周期短等压力，如何为青年基础研究人才的成长提供更好的环境？

阳铭：绝大多数投身科研的青年人都怀有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也不畏惧真正的学术检验。青年学者入职后，应首先获得开展正常科研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经费、招生名额、实验室空间等。考核要求也应与配套支持水平相适应。基础研究虽然成果产出周期较长，但在相应周期内取得阶段性进展是可以实现的。这类进展未必以论文为唯一呈现方式，可以用人单位可根据学科特点和研究难度，进行基于实质贡献的专业评判。

刘铁岩：搭建更加灵活的机制和更加包容的评价体系，为有潜力的青年人才提供安心深耕的科研沃土，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一是建立匹配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体系。真正原创性的探索，早期往往表现为非共识的问题或方法，未必能立即转化为论文和项目。因此，在研究周期内，我们建立持续激励机制，关注阶段性评价，让青年在探索中持续获得正向反馈。二是提供长周期、稳定的资源支持。为青年基础研究人才配套岗位保障、团队资源、仪器平台、交叉合作和阶段性经费，将青年人置于重大任务、交叉团队和真实问题中锻炼，给予他们挑大梁的机会。三是培养更多能够定义问题的领军型人才。我们允许青年人才自主立项，鼓励他们自行发现真实问题、组建团队、管理经费、对接产业。当青年人才主动牵引研究路径时，这种主动性能让他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更具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