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高考成绩揭晓,山东考生白蕊发现自己的分数与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特控线)仅差一分。这条线是教育部为强基计划、综合评价等特殊类型招生划定的最低分数,也是中外合作办学录取的普遍参考标准。在家庭经济和未来升学优势的考量下,白蕊开始关注“4+0”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即学生全程在国内完成本科学业,并获得中外双方或外方院校的学位。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游发于2026年7月6日总第1242期
白蕊的母亲提议尝试“4+0”项目,相较于直接出国留学,其学费可减半甚至更低。此外,网上有报考专家指出,此类项目的毕业生在海外申请研究生方面可能具备优势,更容易进入世界前100的硕士项目。白蕊对此表示心动。
在深入了解中外合作办学领域后,白蕊发现这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世界。在今年高考前,教育部公布了新一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审批结果,共有86个机构和133个项目获得批准,这使得全国已有的机构和项目数量分别达到253个和1100余个。其中,“4+0”模式备受关注,它被宣传为“不出国的留学”,但其真实情况是否如宣传般美好,仍有待探究。
寻找匹配
来自海南的孙晨皓是宁波诺丁汉大学金融与财务管理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他提前规划了升学路径。高二时,他就开始关注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中外合作办学院校。这些学校的共同特点是全英文授课、引入海外教育模式和师资、提供丰富的出国交换机会和第二课堂资源。
孙晨皓提到的这几所大学均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国内目前共有11所此类中外合作大学,被称为S11院校。报考这些院校的本科需要通过高考统招,毕业后可获得国内院校的毕业证、学位证以及海外合作院校的学位证。
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书记沈伟其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有三种形式: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非独立法人机构和独立法人机构。他认为独立法人机构是最高形态,代表着整体机制的引进,而非独立法人机构通常指大学内的二级学院,属于学科层面的引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一般指某专业的联合培养项目。沈伟其强调,从探索办学生态的角度看,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形态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孙晨皓当年的高考成绩为621分,与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海南的录取分数线一致。他回忆,该校每年在海南招生人数约12至15名,高分考生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2023年,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海南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更是达到了658分。
尽管孙晨皓当年的分数足以进入头部211或尾部985院校,但他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主要原因是不想浪费英语优势。“我不希望一门语言只停留在纸面上,在宁波诺丁汉大学,英语是‘生存语言’,如果上课都听不懂,就毕不了业。”孙晨皓表示。
宁波诺丁汉大学要求报考考生的外语单科成绩不低于115分,其他S11院校也有类似要求。招生方式除全国统招外,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浙江省设有“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部分院校还要求提交申请文书。孙晨皓曾申请上海纽约大学,该校实行自主招生,由高考成绩、校园开放日表现和校考成绩共同决定考生排名,比例为6:3:1。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该校中国学生主要通过自主招生录取,高考成绩是重要参考条件。通常在每年4月完成自主招生选拔,考生被分为A、B、C三档:预录取、待录取和不录取。A档意味着考生只要高考成绩不低于特控线即可被录取。B档则需根据A档剩余名额择优录取。该校每年招生规模为500人,其中中国学生占251人。“一般我们吸引的考生,能拿到A档通知的,都不会有高考分数的问题。但今年也发现,有学生拿到A档以后,完全放飞自我,高考成绩出来后发现没过特控线,就录不了。”童世骏说。
多位受访者提到,校园开放日如同“试吃大会”,对考生和院校的双向选择至关重要。童世骏表示,上海纽约大学的校园开放日活动相当于面试,包含试听课。他本人和美方常务副校长都会参加,观察考生的好奇心、探索力、英语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他认为,即使高考成绩顶尖的考生也不一定适合上海纽约大学,那些习惯被安排、不关注个人兴趣实现或不适应纯英文授课的学生,即使被录取也可能难以适应,因为他们的需求与学校供给不匹配。
自去年起,教育部密集审批通过了大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审批潮”似乎已然到来。沈伟其认为,这表明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经过多年发展,已逐渐被社会大众接受。实践证明,中外合作办学确实为高水平建设学科、办大学提供了一条捷径,即“站在巨人肩膀上办学”,能迅速将大学引入世界前沿。而“4+0”模式的价值在于,学生可以在国际化平台上培养传统大学难以快速塑造的竞争力。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一直关注中外合作办学的集中出现。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预计到2034年前后,高校生源将出现快速下滑。当前仍处于增长期,同时国家需要优质本科教育资源的扩容,中外合作办学便成为一种消纳扩招的渠道。其优势在于,学校能增加收入,并能通过定期合作应对暂时的生源高峰,在低谷期及时退出。
“但千万不要把中外合作办学看作是所有学校都要努力的方向。”童世骏强调,中外合作办学不会成为主流办学模式,而是满足教育多样性需求的一种补充和探索。
“挂羊头卖狗肉”
近期新获批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有6家是由985高校合作设立的。对此,田力表示这是个喜忧参半的消息。
“未来985高校可能还会扎堆入局,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整体有所提升,但985、211高校并不一定是中外合办的金字招牌。”在上海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多年的田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未经教育部审批、由学校委培机构开设的各种国际本科项目,无论是“4+0”“3+1”还是“2+2”,大概率都存在风险。即使是已获批的项目,其中也不乏质量低下的案例。
赵信认为自己就掉进了一个“坑”。他是北方某985高校与美国某州立大学合办的“4+0”项目的大三学生。他的高考分数仅比当地特控线高不到20分。在看到该项目“一本线读985、四年不出国拿美国学位”的宣传后,加上仅要求高考英语成绩超90分且学费四年不到40万元,全家都觉得是“捡漏”。
然而,赵信就读的“4+0”项目属于计划外项目,即不经过高考统招,绕过了高考志愿填报体系。毕业后,该项目仅颁发海外合作高校学位证,该学位可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申请认证。这些项目的招生标准不一,有的要求高考成绩不低于特控线,有的则只需满足校测或英语水平考试成绩要求。
入学后,赵信发现现实与宣传相去甚远。“校园卡和统招生的长得一样,但后台权限不同,图书馆部分数据库无法使用。我们使用独立的选课系统,宿舍也是单独一栋楼,与统招生分开居住。”赵信说。此外,大一时专业课主要由中方老师中文授课,偶尔夹杂英文术语。大二开始,美方教授“空降”进行全英文教学,但“全班没几个人能跟得上节奏”。
孙晨皓身边也有类似经历的同学。据他了解,有同届生被类似的计划外“4+0”项目录取,体验非常糟糕。田力指出,“计划内”项目的普遍标准是外教授课比例不低于40%,但“计划外”项目没有任何硬性要求,师资质量完全依赖项目方的自觉,因此质量堪忧。赵信入学后才注意到,其学校的海外合作院校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于数百名开外。
沈伟其作为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专家,坦言中外合作办学领域仍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一些项目真正引进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但也有不少项目仅仅是为了多收学费,成为学校的创收渠道。甚至在最近一次全国性的中外合作办学交流会上,沈伟其仍目睹有国内名校存在“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
他认为,在一所高校中,如果同一专业(如工商管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相比,前者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更高才是正常的。然而,目前不少合作办学项目的分数线却可能低出数十分。
多位受访者注意到,近年来,计划外“4+0”项目逐渐收紧,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相关项目已停办。目前,经过教育部审批的此类项目仅剩5所,其中“顶流”是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的“4+0”项目。该项目海外合作院校悉尼科技大学的QS世界大学排名常年位列前100。但田力表示,该学院的实际录取门槛比上海大学统招低100多分,却能与高考600多分的统招生共享嘉定校区的全部教学与生活资源,实现了“低分高就”。而且,该校报考竞争依然激烈,“英语低于130分的考生基本不用考虑”。
沈伟其将分数倒置现象称为“市场面临的系统性挑战”。“劣币驱逐良币,如果一大批‘只创收不办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持续存在,将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无论计划内外,我们都不能卖文凭。”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收费普遍高于普通本科。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年学费为11万元,上海纽约大学则超过20万元。沈伟其指出,学校为吸引国外师资需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教师完全按照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标准在全球招聘。他坦言,算上学费和市政府补贴,学校的营收只能勉强持平。
在沈伟其看来,某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之所以学费低至每年几万元,是因为在国家生均经费正常拨款的情况下,多年来投入到该大学的校舍、仪器、师资等资源可以共享。目前,中外合作办学的收费标准尚未统一,浙江和江苏仍需审批,宁诺若要涨学费,需向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教育厅三个部门申请。但据沈伟其了解,大多数省市实行备案制,基本等同于自主定价。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退出机制早已建立。近年来,每年都有不合格或生源不足、无法继续办学的项目退出。沈伟其指出,教育部每年都会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进行质量评估,“放管服”改革应与此配套,否则市场将持续混乱。
自由度
孙晨皓毕业后选择加入宝洁公司,担任品牌增长部经理。“工资开得很高,可能毕业后两年就能把大学学费赚回来。”他说。
毕业时,孙晨皓同时收到了宝洁、字节跳动、美团、欧莱雅等9家知名企业的录用通知,以及伦敦大学学院、纽约大学、墨尔本大学等院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他选择就业是因为宝洁提供的岗位几乎不招本科生,机会难得。
赵信未来的毕业出路可能不如孙晨皓。他入学时听到的宣传是“毕业生深造率70%”“出国读研优势巨大”,但目前全年级120人,在大三结束时成功申请到QS排名前100硕士项目的不到10人。“我们大部分人毕业后还是会拿着一张外方学位证直接找工作。”田力指出,在进行学历认证后,计划外“4+0”模式的毕业生可以报考国内硕士,也可以考公考编,但许多岗位在资格审查时会注明“要求国内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很多时候,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的身份并不会为就业带来积极帮助。
与宁波诺丁汉大学毕业生的身份相比,孙晨皓认为,学校四年带给他的更深层次的收获。在应聘过程中,一个评价让他印象深刻:“面试官说我更加成熟,更加脱离学生思维。”他对此的理解是,大部分应试者会保持低姿态,但他认为与面试官的交流是完全对等的,应试者并非为了高薪或公司名头而来,而是探讨双方可以共同实现的目标。
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孙晨皓回忆,学校的课堂上,学生是主角,知识点不再是被讲授,而是被讨论和分享。考试得分没那么重要,更注重在实践中学习。课堂上,学生会模拟公司运作,讨论如何通过数据判断财务状况,以及公司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此外,校内资源非常丰富,包括提升简历的工作坊、面试模拟、暑期实习项目等,不一而足。合理运用资源的能力或许成为了同学之间重要的分水岭。
“宁波诺丁汉大学让我意识到,我不再是一个只会在试卷上写答案的考生,而是社会上独立且完整的人。我有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孙晨皓说。
谈及中外合作办学给学生带来的最特别的优势,童世骏认为是自由度。他分析,上海纽约大学在法律上属于中国学校,但学术管理完全遵循纽约大学的学术规范。课程、培养方案、评价标准均按照外方标准设计和构建。班级规模小,师生比达1:8,外教比例达70%。学生能获得的学术支持密度高,每位学生都会配备单独的学术顾问。支持的增加提升了学生的自由度和自主性。学校招生不分文理科,最晚可在大二下学期确定专业,大一基本为通识教育。“我认为最好的专业是在学生兴趣专长、学校学术资源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结合点,这样学生能够更从容地探索自我。”
多位受访者提到,S11院校通常不强制要求学生有海外交换经历,但非常鼓励。童世骏表示,上海纽约大学学生在本科期间,最多可在一个学期内到上海以外的纽大校区或全球的课程点学习。因此,从形式上看,上海纽约大学本科更像“3+1”模式,但与一般“3+1”不同的是,国内三年更具在地留学的特色。中外学生培养完全打通,甚至强制要求宿舍混住,不允许两个中国学生同住。
宁波诺丁汉大学毕业生的90%会继续攻读研究生,其中90%以上选择出国深造。在沈伟其看来,走完全“4+0”路径是一种理性且经济的选择,并且近年来选择这条路的考生越来越多。
白蕊是否选择中外合作办学仍未决定。她依然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认为自己在高中毕业时很难清晰地规划未来。田力希望所有考生都能擦亮眼睛,仔细核查项目是否获得批准,以及中外合作双方的办学水平。孙晨皓的建议是,勇敢尝试,给自己一个看到别样风景的机会。
(文中白蕊、田力、赵信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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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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